仰天一笑泪光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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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出现在这世上,本身就很难被归类或定义。大约是其间裹胁了太多看客观点,反而让人容易错判其本质属性。

金庸,用通俗现代汉语塑造了一个鲜活浩瀚的江湖,并将其代入到整个华语世界的集体认知中,进而影响到难以计数之人类的生命流变。这个如创世神一般的汉字组装专家,因其人生经历之多样性,加之极低的讨论门槛,直至去世,依然在引发围观者情绪激荡——爱之者呜呼哀哉,厌之者斥其浅薄。

我并不知道,究竟该如何盖棺论定金庸是能够取得最大公约数的。但我想搞清楚的是,这个生于“三千年未有之变”时代的内容创作者,是如何能够在此后数十年间,甚至目力可及的未来更多个数十年中,跨越时空和介质,影响一代又一代华语世界人群的。

文笔、天赋、勤奋、运气以及香港的自由舆论环境,就不必提了。我们再说深一点。

权力的童话

1985年,《光明日报》采访数学家华罗庚时,这位梁羽生的朋友为武侠小说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定义——“成年人的童话”。

可是,童话作为一类仅占我们人生很小一部分阅读时光的体裁,又是怎样能够跨越时间、群体、志趣、性别、年龄……波及到几乎所有华人的呢?即便是《葫芦兄弟》或《冰雪奇缘》这种童话领域的大热IP,也不过能在有限群体中受到欢迎。能被经年累月不停咂摸,时不时就拿出来翻翻的就更少了。

很多人喜欢读金庸小说,都是被其中一些至情至性的人和事所打动。几乎随便翻翻中文社区,你就能经常看到“张三丰瞧着郭襄的遗书,眼前似乎又看到了那个明慧潇洒的少女,可是,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”,或李文秀说的“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,可是我偏偏不喜欢”,或赵敏的那句“我偏要勉强”之类的内容。

这种类似于“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”一类的桥段,堪称金庸小说收割粉丝的第一利器。需注意的是,这里的英雄,不再是以武功高强名震江湖为标准,而是能够坚决、果敢、笃定、不打任何折扣、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追寻内心呼唤。这恰恰是平凡人生命中最缺失之物,有多少成年人能够站出来毫无愧色地说,自己符合这个标准?

于是,这个世界变得纯粹了起来。无论爱恨离别都非常痛快,既不扭捏,也不做作,不看谁脸色,也不打算讨好谁,似乎每个人都平添一股仙气。

如果说张三丰、李文秀们真情流露已然少见,那么下边这些为人处事,就更加“出离人性”——

有多少人在手握强大武功后,能够安然离群索居,过自己的小日子?

有多少人能够在灭掉东方不败后,面对自己老丈人“千秋万载,一统江湖”的局面时,可以下山过家家?

有多少人能够看见手下朱元璋的野心和崛起后,说出“与大汉江山相比,明教为轻”这样的话?

这才是真正进入了童话的世界,如果说年少时的荷尔蒙初体验足以维系一生,那么权倾天下时淡薄名利才是真正的匪夷所思。金庸塑造的主角中,几乎没有一人向名利低头,但偏偏这些人都拥有万人敌的能力,更具备强大的组织力量和人格魅力,反手就能涤荡江湖。岂不怪事?

这和中国真实历史岂止是相差甚远,简直是天上地下。

欧洲历史上几次巨大的人口灭绝,都源自瘟疫与气候,即便是罗马帝国崩盘这样的巨大变故后,其居民大多依然存活。

而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,可以说是其它民族都不曾出现过的:西汉末年6000万人口,一个“王莽篡汉”就把人口打回到了2100万;东汉末年发展到了5600万人口,一次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就把人口打回到了760万;盛唐人口最高峰5300万,第二年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,中国人口剧减70%……可以说是元代之前,中国每次朝代更替,都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人要去见阎王。在整个人类历史上,华夏文明自相残杀的效率与数量值,都是冠绝全球,绝无任何敌手的。

这种阶段式反复循环的人口崩盘体系,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“百代都行秦政法”导致的。在绝对权力在握的“实君”制度下,无论是宗族、重臣、异民族,甚至流民百姓,都有“群雄逐鹿”、“问鼎中原”、“皇帝轮流做,明年到我家”之心,陈胜们的口号是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,梁山泊的口号是“杀到东京,夺了鸟位”。而这种武装冲突导致的朝代更迭,其连带效应,就是治乱循环后的人口灭绝。

这是辛亥革命前,国人已经厌倦的帝制故事,这也是时至今日,依然萦绕在这个民族心头的阴影。

然而,金庸给所有这类问题安排了两个终极解决方案。

一是“但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,竟然作威作福,以暴易暴,世间百姓受其荼毒,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,来取暴君首级。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,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。”

二是所有的绝世武功、神奇秘籍,要么被设计成只能给天性童真者,比如自杀式下棋的虚竹,或者文盲石破天,或者笨蛋郭靖;要么被设计成清心寡欲方可得道,比如一灯出家后武功精进,张三丰百岁童子身内力高纯,流于狠毒的灭绝师太之辈总无法战胜宅心仁厚的曾阿牛……

于是在那个世界里,无论是乾隆、东方不败还是任何权势者,但凡被武林中人盯上,就难保自身平安。武功,成了平衡权力的无上法宝,所有中国历史上的治理困境,一把倚天屠龙就能解决个七七八八。

更妙的是,这些手握神功的大侠,都因其自身天性纯良才能够战力爆表,他们在成长中已历经了无数磨难诱惑、开化点拨,难有黑化之可能。一旦名动天下,便会瞬间归隐,形成了某种自发的权力传承机制。

你不信?听听洪七公这段话吧——“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,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,若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,就是大奸巨恶、负义薄幸之辈。老叫化贪饮贪食,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!”

毫无疑问,这是对整体华语世界的认知诱惑,这种高效、迅捷、毫无后遗症的正义获得机制和权力再分配机制,与我们史书中那些尔虞我诈、道貌岸然、两面三刀的形象截然不同,与人们生活中那些无奈、隐忍、扯皮更是天地之差。再加之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老成、守训,如今书中这些生动人物个个活得如此自我纯粹,不受任何家庭、种族、制度、名利之拖累……想想就过瘾啊。

这正是金庸小说能够跨越任何群体属性,通杀所有华语世界的根本原因。

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

对民族问题的童话式解构,既是金庸成名成家的法宝,却也反映出他一生底色的悲凉。

如果说,笔下对于正义和人性的纯粹式追寻,是“笑傲江湖”,那么金庸真实的人生经历,则是另一番“仰天一笑泪光寒”。

1951年,金庸之父查树勋被从监狱里拉出来,以“抗粮、窝藏土匪、图谋杀害干部”等罪名被枪毙。金庸继母顾秀英事后才知道消息,将遗体拉回家后,连夜掩埋,不敢留有坟头。数年后,由于生活困难,顾秀英卖掉了所住的两间老房以维持生计,不料被冠以“地主婆要反攻倒算”的罪名,遭受了三日三夜的毒打。

对于“海宁查家”一直心心念念的金庸,知道父亲死讯后“哭了三天三夜,伤心了大半年”。

要知道这之前,金庸还一直挂念着加入新中国外交部门,并通过在《大公报》发表文章《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》为敲门砖,试图“拥护进步”。一年后,父亲却被“进步”到了另一个世界,又数十载后,金庸在自传体小说中这样评价到“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。因为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,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。”

金庸,只要一说到自己,就往往既不纯粹,也不武侠,更不童话了。在他身上的,更多是拧巴。

这个抱着政治家信念的书生,此后在政论和小说中大量影射现实世界之积弊,却又矢口否认。后来见到大陆一把手,当对方主动谈及金庸之父被错杀一事时,他又连连点头:“人入黄泉不能复生,算了吧!”

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,金庸作为“政治体制”小组的港方负责人,负责起草基本法中最核心也是争议最大的香港政制方案。然而从一开始,金庸就摆出一副极力妥协的面孔,呼吁香港各方放弃幻想,积极合作,面孔类似于曹操渡江之前的张昭。

经过两年酝酿,1988年时,其他各组都有成型方案,唯政治体制方案迟迟未果。金庸放出风声,说会起草一个“不能使中国当局失面子,而香港大多数人又能得到实际好处”的方案。然而当方案出来后,竟是一个极为保守,“出卖整整一代人权利”的条约。更令人意外的是,这个“查氏方案”很快就被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了。

面对香港各方的恶评如潮,金庸在自己的《明报》上摆出一副“民主科普”的面孔,写了几篇《没有一国的行政首脑是直选产生的》、《直选首脑,少之又少》云云。

结果又一个180度大转弯的是,第二年5月20日,因为时代突变,金庸请辞了基本法草委和咨委的职务,并在电视机前流下了泪水……

这个一生都在书写“批判的武器”者,却在“武器的批判”前放弃了所有虚幻世界中的人设,踌躇半天,也只能吐出一句“算了吧”。

我们见惯了笑傲的豪迈,也不应忘却泪光的寒冷。

是为祭。